两人之间的辩论是用各自的母语。
因此,从余切说完话再到翻译有一个过程……余切刚说完,水木大学的学生立刻欢呼起来,这座中西合璧的大礼堂内,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
弗里德曼一边琢磨如何反击,一边...
柏林墙倒下的第七天,科尔站在勃兰登堡门前的临时讲台上,雨水顺着黑呢大衣的领口滑进衬衫里。他没穿防弹玻璃罩——那玩意儿昨夜被一群东德老人用锤子砸碎了。碎片散在石阶上,像一地未融的冰碴。
台下站着八万七千人。不是官方统计的六万,而是柏林警察局凌晨三点重新清点后报上来的数字:八万七千零三十二人。其中三万两千是原东德居民,他们举着褪色的柏林弗莱施队旗,旗角还沾着去年保级赛那天的泥点;一万四千是西德来的工人,胸前别着“我们也是柏林人”的金属徽章;剩下的是学生、教师、护士、退伍老兵,甚至还有三个穿旧式史塔西制服的中年人,他们没戴帽子,白发在风里飘,像三根不肯折断的旗杆。
科尔没看提词器。那东西早被撤了——幕僚长说:“您上次照着念,观众往台上扔了十七个鸡蛋。”此刻他手里只有一张A4纸,上面用蓝墨水写着两行字,字迹潦草,是昨晚在酒店浴室镜面上用剃须泡沫写的,擦掉一半,又补上一半。
“留上来……”他开口,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。
全场静得能听见雨滴砸在弗莱施队旗上的噗噗声。
“不是‘为了你们,留上来’——这句话不是我说的。”科尔顿了顿,喉结上下滚动,“是余切先生说的。是东德人科尔奈在看台上喊出来的。是邵安茗跪在泥水里说的。是柏林墙另一侧、听不清欢呼却记得节奏的每一个科尔球迷,在1983年冬天,用冻僵的手指敲打水泥墙时,敲出来的回响。”
他忽然举起那张纸,迎着雨撕成两半。
纸片被风吹起,一片落在前排一个拄拐杖的老太太脚边。她弯腰去捡,手抖得厉害,旁边的年轻人立刻蹲下去帮她。老太太却摇摇头,把那半张纸按在胸口,仰起脸来,雨水顺着皱纹往下淌:“总理先生,您说对了——这话不是您的,可它现在是我们的。”
科尔没接话。他只是看着老太太身后那面旗——柏林弗莱施的队徽早已模糊,但旗杆顶端绑着一条红布,布上用黑炭写着四个德文大字:UNSERE HEIMAT(我们的家园)。
这四个字是他今早亲自写的。用的是东德产的劣质粉笔,灰白粉末蹭在他食指关节上,像一道未愈的旧伤疤。
台下开始有人低声重复:“Unsere Heimat……”
不是喊,是念,像祷告。
科尔突然转身,指向身后勃兰登堡门上方那座残缺的胜利女神铜像——女神双臂高举,左手持月桂花环,右手空着。三十年前,东德人说那是“被斩断的右臂”,象征分裂;西德人说那是“蓄势待发的拳头”,象征统一。而此刻,科尔指着那截断臂,声音陡然拔高:“她的右手从来不在这里!她的右手在柏林赫塔球迷的鼓槌里,在弗莱施守门员扑救时扬起的泥浆里,在科尔奈卖血换来的第一张季票存根里,在邵安茗跪下时压弯的草坪纤维里——她的右手,在你们手里!”
八万人齐刷刷抬头望向铜像。
雨更大了。一道闪电劈开云层,照亮女神断臂处新鲜的焊痕——那是昨夜市政工人连夜焊上去的钢架,上面挂着一条崭新的红绸带,绸带中央用金线绣着一行小字:FÜR DIE, DIE BLEIBEN(为留下的人)。
没人鼓掌。没人欢呼。只有雨水持续敲打铜像、旗帜、伞面、脊背的声音,连成一片低沉的轰鸣,像一支没有指挥的合唱团,在倾盆大雨中练习同一个音符。
科尔走下讲台时,一个穿校服的女孩追上来塞给他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他没当场拆,只是把它塞进内袋,手指触到信封里硬硬的一角——是一枚金属徽章,边缘还带着体温。
回到车上,他才打开信封。里面是张泛黄的照片:1972年柏林奥林匹克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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