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外，一群少年挤在铁丝网旁，踮脚张望。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：“那天拜仁赢了，可我们赢了科尔奈的笑容。他后来告诉我，足球不是比分，是心跳同步的时刻。”
照片底下压着一枚徽章，铜质，磨损严重，正面刻着柏林弗莱施队徽，背面刻着一行小字：“1972-1989，第12人。”
科尔把徽章攥在手心，铜棱硌得掌心生疼。他忽然想起余切在电视辩论最后说的话：“你害怕的不是输掉辩论，科尔先生。你害怕的是赢了之后，发现掌声全是别人的。”
车驶过查理检查站旧址时，科尔让司机停下。他推开车门走进雨里，走到那块被游客涂满“Berlin Wall 1961-1989”字样的水泥基座前。基座上已有上百个签名，最新鲜的一个是用口红写的，字迹歪斜：“Mama, wir bleiben.”（妈妈，我们留下。）
科尔从西装内袋掏出那支用了十七年的派克钢笔——笔帽上刻着“1972 Bonn”。他拧开笔帽，墨水已经干涸发黑。他用力在基座空白处写下：“Helmuth Kohl, . Ich bleibe.”（赫尔穆特·科尔，1989年11月18日。我留下。）
写完，他没盖笔帽，任墨水在雨水里晕开，像一小片正在消散的乌云。
回到总理府，幕僚们围上来递文件。经济部长指着一份草案说：“东部大开发计划初稿，您看第三条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比例……”科尔摆摆手，从公文包里抽出那张被雨水泡软的A4纸——撕开的两半已黏在一起，蓝墨水洇成一片淡青色的云。
“把这条加进去。”他指着纸上唯一没被水泡糊的句子，“所有参与柏林弗莱施重建的东德企业，其员工社保缴纳基数，按西德标准执行。差额部分，由联邦财政全额补贴。”
经济部长愣住：“这……每年将增加至少三亿马克支出！”
“那就再加一句。”科尔拿起钢笔，在“补贴”二字后重重画了个圈，“这笔钱，从未来十年所有金融交易税新增收入中优先划拨。告诉财政部——如果不够，就从我的总理津贴里扣。”
当晚十一点，柏林赫塔俱乐部收到一封加密电报。发件人栏空着，落款只有一串数字：19831017（余切《计划体制》德文版首发日）。电报内容只有十七个字：“请即刻启动‘第十二人基金’。首期三千万马克已到账。”
赫塔主席盯着电报看了三分钟，忽然抓起电话打给柏林弗莱施现任主席——那个靠卖血筹款、如今手腕上还缠着纱布的前印刷厂工人。“老科尔奈，”他声音发颤，“余先生问你，当年你卖血换来的第一张季票，还留着吗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良久，传来一声闷响，像是什么重物砸在地上。接着是喘息，是压抑的抽泣，最后是一个沙哑到变形的声音：“在……在我枕头底下。票根背面，还写着‘给儿子的成人礼’。”
第二天清晨，柏林赫塔官网首页更新了一则公告：即日起，所有购票观众将获得一枚定制徽章，材质为回收自柏林墙的混凝土与钢铁熔铸合金。徽章背面刻着购票日期与座位号，正面则是两行并列的铭文：
左：UNSERE LIEBE, UNSERE MANNSCHAFT
右：OUR LOVE, OUR TEAM
公告末尾附了一张黑白照片：1953年柏林弗莱施建队合影。照片边缘泛黄卷曲，最前排蹲着的六个孩子里，第三个男孩穿着明显不合身的西装外套，领带歪斜，正对着镜头咧嘴笑。照片下方用小号字体标注：“汉斯·科尔奈，1953年，7岁。此为柏林弗莱施历史上第一位东德籍小球迷。”
同日，《法兰克福汇报》头版刊登长篇报道《墙倒之后，谁在修墙？》，文中引用一位匿名东德老教师的话：“我们教了三十年‘社会主义优越性’，可孩子们记住的，是每周六下午三点，奥林匹克体育场传来的欢呼声。那声音比任何课本都真实——它不许诺天堂，只承诺一起站着，哪怕淋雨。”
而此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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