弗里德曼夫妇在中国的旅行，因此彻底停止。
他没了兴致去那些山山水水，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憎恨，因此他火速乘飞机回到大本营芝加哥，试图处理那些肮脏的“假消息”。
“《时代》周刊上的消息是假的...
科尔坐在总理府那间被称作“橡木厅”的办公室里，窗外是初春的柏林，灰白的天光漫过勃兰登堡门残存的铜绿檐角，斜切进室内，在胡桃木长桌边缘凝成一道冷硬的光带。他没开灯，也没拉窗帘，就那样坐着，左手搁在膝头，右手无意识地捻着袖口一枚早已磨得发亮的银质袖扣——那是他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，1932年在莱茵河畔小镇税务所领工资时发的纪念品，上面刻着模糊的鹰徽与“忠诚勤勉”四字德文。
桌上摊着三份文件：一份是联邦宪法法院刚送来的紧急备询函，关于“东部大开发”计划是否违宪的初步质询；一份是经济部连夜草拟的《资本利得税修订草案》初稿，第十七条用红笔圈出：“对境外控股超过65%、境内营收占比低于15%之企业，适用惩罚性税率”；第三份最薄，只一页，是日本《朝日新闻》驻德记者发来的传真，标题赫然印着：“余切拒领皇室银瓶，八重野康密会东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，议题：《计划体制》第三章‘异化资本’之实践路径”。
科尔忽然笑了一声，短促、干涩，像一块砂纸擦过生锈的铁皮。
他想起昨天凌晨三点，自己独自站在总理府地下室档案室，翻出1951年西德第一部《反垄断法》原始手稿影印本。泛黄纸页上，施密特·豪森法官用蓝墨水批注：“资本之权力，不在其账目之巨，而在其可令法律静默。”那行字旁，还有一枚褪色的咖啡渍，形如泪滴。
而此刻，他的咖啡杯就放在桌角，杯底一圈深褐色的印痕，正巧叠在那枚袖扣投下的阴影里。
门被轻轻叩响三次。
“进来。”科尔没抬头。
朔凌芳勇推门而入，手里没拿公文包，只夹着一本硬壳精装书——深蓝色布面，烫金标题《计划体制》，右下角有余切亲笔签名的钢笔字，墨迹沉稳，力透纸背。他把书轻轻放在科尔面前，翻开至第三章第三节，那一页边缘已被反复摩挲得毛糙起卷。
“您昨晚没睡。”朔凌芳勇声音很低，却异常清晰，“但您翻了七遍这一节。”
科尔终于抬眼。他看见朔凌芳勇左耳后有一道新愈的浅疤，是去年东德边境巡逻队误射流弹所留。当时朔凌芳勇正陪同他视察新成立的“统一协调办公室”，子弹擦过耳际，他连眉头都没皱，只弯腰捡起半片碎玻璃，对着阳光照了照，说：“这厚度，够做一扇东柏林小学教室的窗。”
“不是这里。”科尔用食指点了点书页，“‘当国家机器成为资本的注册代理人，所有改革便只是资产负债表的修辞游戏。’”
朔凌芳勇颔首：“所以您删掉了原草案里‘渐进式调整’‘审慎平衡’所有措辞，把‘惩罚性税率’直接写进第一条。”
“不是删掉。”科尔忽然伸手，将整本《计划体制》翻到末页空白处。那里原先空无一字，如今却密密麻麻写满小字——全是德语，但字迹并非他惯用的斜体，而是近乎印刷体的工整楷书，仿佛另一个人伏案疾书：
> “真正的刀刃向内，不在于砍断几根手指，而在于砸碎那面镜子——那面让每个德国人只看见自己衣领是否端正、领带是否系紧、银行账户余额是否体面的镜子。我们不是要告诉人民‘你们穷’，而是要逼问他们：‘你们为什么接受自己被如此定义？’
>
> 余切没一句没说错：懦夫不是不敢开枪的人，而是端着枪，却坚持瞄准自己的脚背的人。
>
> 所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征税，不是立法，不是演讲——
>
> 是拆掉勃兰登堡门西侧那堵玻璃幕墙。”
朔凌芳勇盯着那行字，喉结滚动了一下。
科尔却已站起身，绕过长桌，走到窗边。他拉开抽屉，取出一把黄铜钥匙，
温馨提示：亲爱的读者，为了避免丢失和转马，请勿依赖搜索访问，建议你收藏【80小说网】 m.80xs.cc。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！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，可能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