钥匙柄上刻着微缩的勃兰登堡门浮雕。他把钥匙放进朔凌芳勇掌心，五指合拢，力道沉实。
“今天下午三点，你带工程局的人去现场。玻璃幕墙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清空。所有支撑钢架保留，但玻璃全换——换成铸铁栅栏，间距十五厘米，刚好卡住成年人的拳头，但足够让一个孩子把面包递进去。”科尔顿了顿，“栅栏上不刻标语，不镶国徽，只焊三行凸起的德文字母，字体用1948年东德工人合作社的铅字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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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**‘这里曾禁止通行’**
> **‘这里曾需要证件’**
> **‘这里现在属于你’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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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字母背面，全部凿穿小孔，孔径三毫米——风穿过时，会发出哨音。东德老人说，那种声音，像极了1953年六月十七日清晨，柏林地铁通风口吹出的第一缕自由空气。”
朔凌芳勇握紧钥匙，金属棱角硌进掌心。他忽然问：“余切先生……知道这个决定吗？”
科尔转过身，目光如淬火的钢：“他不需要知道。因为他早就算准了我会这么做——就像他算准科尔奈会在日本学士院奖颁奖礼上，故意把两枚银瓶并排摆在讲台中央，让菊花徽章的阴影，恰好覆盖住其中一枚瓶底刻着的‘昭和六十四年’字样。”
话音未落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，接着是情报部长压低嗓音的通报：“总理先生，东京刚刚传来加密电报——八重野康今晨在央行地下室召开闭门会议，参会者二十七人，全部为三十五岁以下青年职员。会议持续四小时十七分钟，结束时所有记录仪被物理损毁。但监控显示，他们最后集体走向金库B区，打开第七号保险柜，取出一件用黑绒布包裹的物件……”
科尔没让他说完：“是《计划体制》日文初版手稿，扉页有余切给八重野康的题词：‘致平成之鬼：请替我烧掉这面镜子的第一块玻璃。’”
情报部长僵在门口。
朔凌芳勇却笑了，他低头看着手中钥匙，忽然想起什么：“昨天东柏林老鞋匠汉斯来找过我。他说他修了一辈子皮鞋，从纳粹军靴到红军棉鞋，从西德公务员牛津到东德教师布鞋。上周他接了个活儿——给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修鞋。那人右脚鞋跟磨得只剩三分之一，左脚却崭新。汉斯问他是不是跛脚，年轻人摇头，只说：‘我在等一只脚先踩碎地板。’汉斯修好鞋，多收了十马克，因为那年轻人付钱时，钱包里露出一张照片——勃兰登堡门玻璃幕墙施工图，背面写着：‘，余切签字。’”
科尔走到墙边，掀开一幅风景油画。后面不是砖墙，而是一块巨大的黑板，上面用粉笔写满公式、箭头、交叉线，中心位置，一个巨大的德文字母“W”被重重圈出——德语“Wende”，意为“转折点”，亦是柏林墙倒塌前地下刊物常用暗号。
他拿起板擦，用力抹去“W”字外围所有线条，只留下那个字母本身。粉笔灰簌簌落下，像一场微型雪崩。
“通知媒体，明天上午九点，我在勃兰登堡门举行新闻发布会。不设讲台，不备稿纸，不安排翻译。”科尔的声音平静得可怕，“我要亲自演示一件事：当一个政府决定不再扮演‘仲裁者’，而甘愿成为‘垫脚石’时，它该如何站立。”
朔凌芳勇点头欲走，却被叫住。
“等等。”科尔从抽屉底层取出一个旧铁盒，打开，里面静静躺着一枚生锈的螺丝钉，钉帽上 stamped 着模糊的“VEB”字样——东德国营工厂标志。“这是1961年筑墙时，东德工程师偷偷藏进混凝土的。去年清理墙体残骸时，工人们在一段钢筋夹缝里找到它。”他把螺丝钉放进朔凌芳勇手中，“把它熔进新铸铁栅栏的第一根立柱里。不用标记，不用说明。只要它在那里。”
午后，柏林突然起风。
朔凌芳勇走出总理府时，看见一群东柏林中学生正围着一辆抛锚的西德大众甲壳虫，七手八脚用扳手撬开引擎盖。车主人是个戴金丝眼镜的银行家，双手插在羊绒大衣口袋里，脸上写满困惑与不安。一个扎羊角辫的姑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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