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文学理论了，而我那时候连抢个座位都很难。”
记者一时语塞。
陈丹艳又补了一句：“文学领域，跟他在一个时代既是不幸，又是最大的幸运。”
幸运星走到讲台前。
先朝徐忠玉教授颔首，再转向满室人，声音不高却清透：“徐先生说各位想聊‘文艺赋能实践’，我倒想先从一个词说起——‘共鸣’。
不是读者对作品的共鸣，是作品对生活的共鸣，是作者与群众的共鸣，更是今天的文字与未来的读者的共鸣。”
这话一出口，学生们都悄悄坐直了。
当时文学界多谈“反映生活”，“未来共鸣”是个新鲜说法。
我倒要看你一个20岁的能声名鹊起有什么说法！
拿来吧你~
“今天我不谈自己的作品，说好也不是，说不好也不是。”
许成军风趣幽默，台下哈哈大笑。
“徐先生让我谈‘文艺赋能实践’，我倒想从两部更早的作品说起——艾明之先生1959年的《火种》，还有茹智鹃女士1979年初刚发表、却扎根于更早历史的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。这两部作品，一部写于‘十七年文学’时期，一部横跨了特殊年代与新时期，恰恰藏着文艺与时代对话的共鸣。”
大家有点讶然。
这两部小说不是不知名。
但是和年底大火的《红绸》《试衣镜》《天云山传奇》这些比。
或者和《伤痕》《班主任》比，鲜有人回头细品这些“旧作”的新价值，这角度新鲜得让人意外。
许成军继续讲：“《火种》里的柳竹青，这个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女工，不是天生的革命者。小说写她一开始只是为了给被工头打死的父亲报仇，偷偷破坏机器，结果反遭毒打。直到接触了劳动补习学校的进步青年，她才明白‘个人的仇要连着众人的苦’，这才从自发反抗走到自觉斗争。”
他抬眼看向学生：“而我们是不是也像当年的柳竹青？”
许成军给了大家反应的时间。
一时间竟然有不少人在后面喊道：“是！”
许成军笑笑，向前排的徐中玉等人点头示意。
“我们刚从动荡里走出来，心里装着个人的委屈，面对改革的新局又有些迷茫——不知道怎么把‘过去的痛’变成‘未来的路’。
《火种》的价值，不是简单歌颂革命，而是写透了‘普通人如何在时代里找方向’：不是靠口号催熟，是靠一次次碰壁后的反思，一次次被身边人点亮后的觉醒。
这对今天的我们，就是最实在的‘赋能’——它告诉我们，走出迷茫从来不是一瞬间的顿悟，是一步步的探索。”
他顿了顿，话锋稍转：“当然，我这想法也有局限。
未来文学可能会有更细的维度，比如巴赫金说的‘对话性’——不仅角色与角色对话，作者与读者、过去与现在，都在对话。
现在我们刚走出单一叙事的误区，这对话性还需要慢慢探索，说不定在座的年轻朋友，以后能写出比我的《红绸》更有对话感的作品。”
前排老教授们轻轻点头。
许成军一早言明今天的课堂是开放性的。
大家随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。
于是~
“许老师！”
“我是华师中文系79级张李明。”
后排的蓝布衬衫男生突然站起来，声音里带着年轻人的锐气。
还是熟人啊~
作家群之一，名比前面几位小点。
“《火种》是‘十七年文学’的代表作，当年强调为政治服务。现在我们讲文学要回归人性，您再提这种革命叙事，会不会是在倒退？万一文艺又变成政策传声筒，还怎么谈赋能？”
这问题戳中了当时文坛的隐忧。
经历过文艺桎梏，人们对主题先行的创作充满警惕。
而眼下的学生也对这位20岁的老师充满警惕。
不无考校的意思。
教室里瞬间静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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