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您试试是否合身。”
那是一件质感上乘、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。
出发前在上海有老师傅来量过尺寸。
他接过这套沉甸甸的西装，心中暗自咂舌。
这套行头，在这个物资尚不丰裕的年代，无疑是极其珍贵的。
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件衣服，更是此行的体面，是国家的门面。
下午得了空，许成军揣上些零钱和粮票，踱出了京城饭店那气派却略显沉重的大门。
一出门，八十年代初京城那特有的、混合着帝都威严与市井烟火的气息便扑面而来，与上海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质感。
上海是“密”与“洋”。弄堂挤挤挨挨，藏着无数精打细算的生活；梧桐树影下，即便朴素也总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、昔日的洋场余韵。
而京城是“阔”与“朴”。
站在京城饭店门口，眼前是开阔的长安街，自行车流如同沉默而浩荡的潮水，铃声响成一片，远比上海来得壮观。
往东不远，就是王府井，此时虽无后世摩登商厦，但东安市场里人声鼎沸，各种京味小吃、日用百货、新旧书店混杂在一起，空气里是炒肝、卤煮的浓郁香气，带着北方特有的粗犷与实在。再往远些，天安门城楼巍然静默，广场空旷，有风筝在初冬清冽的空气里飘摇，带着一种上海所没有的政治中心特有的庄严与疏阔。
路上的行人，穿着多半是更统一的蓝、灰、绿，款式也更趋保守，不如上海那边即使谨慎也仍要透出的几分“懂经”与俏皮。
吆喝声是爽利的京片子，不像吴侬软语那般缠绵。
这里的一切，都让许成军感到一种熟悉的陌生——格局宏大，气质沉稳，少了上海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细，多了天子脚下的坦荡与持重。
他没走远，约莫四点多，便掐着时间往回赶。
林琳知会过，今晚有个晚宴。
回到京城饭店，氛围已然不同。大厅里多了些文质彬彬、气度不凡的身影。
傍晚时分，代表团成员被引导至京城饭店昆仑厅。
此时的京城饭店作为中国最顶级的涉外酒店，其宴会场所代表着国家的体面，装修风格是庄重宏大的中西合璧：高大的穹顶垂下璀璨的水晶吊灯，墙壁或许饰有描绘中国风景的巨幅壁画或浮雕，但桌椅摆设已是西式的圆桌或长桌，铺着洁白的桌布，餐具是整齐闪亮的银器与景德镇瓷器的结合。
这样安排的用意很明显。
向即将到访的日本展示中国开放、与国际接轨的姿态，也坚守着自身的文化底蕴~
晚宴除了有交流团的成员，还有前期从日本来的官员以及日本驻华的大使、参赞。
至于菜品，则更能体现这种“中外兼顾，以我为主”的精心设计。
宴会伊始，宾主尽欢。
巴琻团长用带着川音的普通话作了简短致辞，日方代表热情回应，盛赞中国文学，并特别提到了对巴琻、冰欣等大家的景仰。
随着葱烧海参、蟹肉鱼翅羹等菜肴上桌，谈话渐入佳境。
话题转到文学，日方一位学者适时问道：“我们非常关注贵国新时期文学，尤其是《希望的信匣子》这样充满想象力的作品。不知许成军先生今日是否在场？”
全场目光瞬间聚焦于许成军。
他从容起身回应，举止得体。
他刚坐下，坐在斜对面的杜鹏成便放下筷子，声音沉稳却带着质疑：
“成军同志的《希望的信匣子》，我也看了。想法很‘新’。”
他特意加重了“新”字，“不过，文学创作，根子要扎在泥土里，写我们脚下这片火热的土地，写工农兵。过于追求形的‘新’、‘奇’，甚至去写些摸不着的‘未来’，会不会成了无根之木，脱离了群众？我们革命的、现实的文学传统，精髓在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，这一点，年轻人还需要好好体会，不能丢啊。”
杜鹏成是“十七年文学”时期革命现实主义、军事文学的杰出代表，他信奉的文学准则是“塑造英雄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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