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作诗，奏折不是词赋。一条河堤该用什么工法、需多少银钱、征多少民夫——这些事，不需要‘龙蟠虎踞’的比喻，不需要‘禹王圣朝’的对比，更不需要向河伯水神祈祷。”
苏轼终于抬起头，眼中闪过复杂神色：“陛下是要臣……写白水账本？”
“朕要的，是清楚的头脑和务实的笔。”刘混康坐回龙椅，“河防疏，重写。第一段：汴河哪三段堤防最险。第二段：每段需加固多长多高。第三段：石料、木材、人工各需多少。第四段：工期多长，何时完工。第五段：总预算多少，从哪项开支拨付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每段不超过五行，每行不超过二十字。用最大的字，最宽的间距。让六十岁的老工部尚书不戴眼镜也能看清。”
苏轼呆立当场。这种写法，完全颠覆了他三十年的为文之道。
“至于文采……”刘混康从案头拿起一份薄薄的册子，“看看这个。澳洲每月送来的简报，维吉尔亲笔所写。上个月那期只有三页：第一页，新开垦农田亩数、粮食产量。第二页，铁矿产量、质量问题及改进措施。第三页，新到移民人数、所需物资清单。”
他将册子递给身旁宦官，宦官小跑着送到苏轼手中。
“没有一句废话，没有一个多余的字。”刘混康说，“但朕看完就知道：澳洲那边，土地在扩展，铁在流出，人在增多——一个新生之地正在长大。而朕看完诸卿的奏章，常常只知道：你们的文笔又进步了。”
雷声滚过天际，震得殿宇微微颤动。
刘混康看着阶下这些天下闻名的才子，这些他曾经也欣赏过的文人，心中涌起一种近乎悲悯的情绪。
“诸卿可知，为何朕要推行官二代考核？为何要实施省官实边？”他缓缓道，“因为大宋的官僚体系，已经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文字游戏。科举考文章，做官写奏章，升迁看文采——从生到死，都在玩同一套文字把戏。而真实的农田、真实的河工、真实的边疆，反而成了这游戏的背景布。”
他站起身，这次是真的要结束这场朝会了。
“苏轼，黄庭坚，秦观，张耒。”他一一点名，“你们四人，今日起免去翰林院职务。”
殿内响起压抑的惊呼。
“陛下！”苏轼跪倒在地，“臣等纵有不当，也罪不至此……”
“朕不是贬你们。”刘混康打断他，“是放你们自由。回杭州、回江西、回扬州、回亳州——回你们熟悉的山川故里去。朝廷每年给你们一份俸禄，不多，但够生活。条件是：三年之内，不许写一篇奏章，不许作一首应制诗。”
他走回御案，提起朱笔，在早已准备好的敕令上签字：
“朕要你们去看真实的百姓如何生活，听真实的市井如何言语，感受真实的山河如何呼吸。然后，用你们的生花妙笔，去写那些真正值得写的东西——但不是写给朕看，是写给千秋万代看。”
宦官将四份敕令送到四人手中。黄庭坚展开一看，手开始颤抖——
敕令上不仅准他们回乡，还特别注明：沿途驿站需提供便利，地方官不得以政务相扰，三年内不考核、不征召、不问责。简直是一张前所未有的“创作自由状”。
“三年后，如果你们还想回朝为官。”刘混康最后说，“朕欢迎。但那时你们要带来的，不是更华丽的文采，而是更清澈的眼光，更实在的头脑，更懂得在‘道’与‘文’之间，何为根本，何为枝叶。”
雨停了。
一缕阳光破云而出，透过高窗射入殿内，正好照在御案上那堆奏折的顶端。金黄色的光斑在纸张上跳跃，像某种无声的嘲讽。
苏轼捧着敕令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在凤翔做签判时，自己写过一篇《凌虚台记》。其中有句：“物之废兴成毁，不可得而知也。”
那时他感叹的是楼台亭阁的变迁。
现在他明白了——废兴成毁的，何止是土木建筑。
一种为文的方式，一种为官的准则，一种延续了数百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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