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三天，山海关像一架被拧紧了发条的机器，在沈砚之的指挥下高速运转。
关城内，秩序逐渐恢复。孙秀才组织的“山海关临时维持会”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几位被说服的本地士绅——前清举人周孝廉、大粮商郑掌柜、药铺东家白先生，带着臂章，每日在街上巡视，用当地方言向惊魂未定的百姓解释义军的政策，调解一些小纠纷。商户们见义军确实买卖公平、秋毫无犯，胆子也大了起来，陆续开门营业。米店、布庄、铁匠铺、饭馆的招牌重新挂出，虽然生意清淡，但街面上总算有了些人气。孙秀才甚至组织人手，将抄没的部分前知府衙门存银和庆善协领衙门来不及带走的浮财，拿出部分购买粮食，在城隍庙前设了粥棚，每日施粥，这举动赢得了不少贫苦百姓的好感。
赵铁柱那边则是日夜不停。城墙被仔细检查修补，女墙后的垛口堆起了沙袋。从武库起出的六门老式劈山炮和十几尊子母炮，被乡勇们喊着号子，用滚木绳索艰难地拖拽上东西两门和北翼城的制高点。这些火炮年头久远，有些甚至是前明遗物，锈迹斑斑，但清理上油后，似乎还能使用。铁柱带着几个以前打过猎、摆弄过土炮的老手，反复检查炮身、试验火药，又组织人手赶制了一批粗糙的实心铁弹和霰弹用的铁砂碎石。城墙上，隔十几步就堆放了擂石滚木，开水大锅也架了起来。四门内侧，用砖石木料垒起了简易的瓮城掩体。三千乡勇被重新编组，五百人一队，分守四门及各处要害，轮流值哨、操练。虽然队伍依然松散，武器五花八门，但至少有了基本的组织和戒备。
程振邦的骑兵队成了最忙碌的眼睛和触角。他和冯占魁带来的熟悉关外地形的汉子们配合，将探马撒了出去。东至绥中、前卫，西至抚宁、昌黎，北至义院口、界岭口等长城隘口，南至海边，都有义军的游骑活动。程振邦本人则专注于情报的汇集和分析。他带来的那部简易电台（这是武昌方面能提供的最先进通讯工具）架设在指挥所旁的小屋里，滴滴答答的声音日夜不停，努力保持着与南方革命军微弱的联系，接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。
沈砚之坐镇指挥所，处理着纷至沓来的事务。他睡眠很少，眼白布满了血丝，但精神却高度亢奋。他知道，每一分钟都宝贵，必须在清军反应过来、大举压境之前，尽可能地巩固防线、凝聚人心、获取支援。
冯占魁果然没有吹牛。他派出手下精干的弟兄，凭借江湖关系和反清会党的暗线，短短两三天内，就与关外好几股势力搭上了线。辽西走廊上，一些对清廷不满的地方民团、被排挤的绿营汉军低级军官、乃至啸聚山林的“胡子”（土匪），都或明或暗地表达了观望甚至合作的意向。虽然这些人大多首鼠两端，真正能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还未可知，但至少，山海关不再是一座信息隔绝的孤岛，义军的影响力开始像水波一样向关外扩散。
第三天下午，沈砚之正在与程振邦、孙秀才、赵铁柱、冯占魁等人商议军情，一封来自南方的电报被译电员匆匆送来。
程振邦接过一看，脸上露出振奋之色：“沈先生！武昌军政府回电了！他们已正式通电全国，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，推举黎元洪为都督！并号召各省响应独立！电文中特别提及我山海关义举，誉为‘北地惊雷’，勉励我们坚守雄关，牵制清军，并承诺将尽力协调物资，支援我们！”
指挥所内众人闻言，精神都是一振。有了南方革命政权的公开承认和勉励，山海关义军的名分更足，士气也为之大涨。
“好！”沈砚之用力一拍桌子，“立刻将电文内容抄录多份，张贴全城，晓谕军民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不是孤军奋战，南方半壁河山，已是我革命同志之天下！”
孙秀才立刻应声去办。
冯占魁摸着络腮胡，咧开嘴笑道：“这下好了，名正言顺！我看那些还在观望的墙头草，该动动心思了！”
赵铁柱则更关心实际问题：“武昌那边说支援物资，啥时候能到？咱们的火药可不够这些大炮敞开了轰几轮的。”
程振邦摇摇头：“铁柱兄弟，武昌自身面临北洋军主力压力，物资紧缺，短期内恐怕很难有实质援助运到千里之外的我们这里。这电报，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声援和精神上的鼓舞。一切，还得靠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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