宣统三年，辛亥年。秋末的寒风，一天紧似一天，像刀子似的刮过山海关城头的垛口，卷起残存的旌旗，猎猎作响，又扯着喉咙般，呜咽着扑向关内鳞次栉比的灰瓦屋顶和纵横交错的街巷。
临榆县城（山海关关城所在）东街，沈家老宅。这座三进院子在周围一片低矮民房中显得颇为气派，却也处处透着风雨侵蚀的痕迹。黑漆大门上的铜环已然黯淡，门楣上“耕读传家”的匾额也有些开裂，字迹却依旧遒劲。
此刻，老宅最里面的小书房，门窗紧闭，厚重的棉帘子也放了下来，将呼啸的风声大半隔绝在外。屋里只点着一盏罩了素纸的煤油灯，光线昏黄，勉强照亮围坐在一张红木圆桌旁的几张面孔。
主位上坐着的，正是沈砚之。他穿着一身半旧的靛蓝棉袍，外面罩了件玄色马褂，身形挺拔，面容比实际年龄显得更为沉静，甚至带着一丝与他二十八岁年纪不符的沧桑。灯光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阴影，只有那双眼睛，在昏暗的光线下，亮得惊人，如同两簇埋在灰烬下的火炭，沉静，却灼人。
他左手边，坐着程振邦。这位刚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肄业、秘密潜回老家的年轻军人，还穿着便服，但腰板挺得笔直，仿佛随时要站起来听令。他脸上还有几分未脱的稚气，眼神却热切而坚定，手指无意识地轻轻叩击着桌面，透露出内心的激荡。
右手边，则是两个四十岁上下的汉子。一个是赵铁头，铁塔般的身躯几乎要将椅子撑满，满脸络腮胡子，一双环眼炯炯有神，此刻却努力压着嗓门，瓮声瓮气地说话。另一个是王老栓，精瘦干练，脸上皱纹深刻，一双眼睛眯缝着，透着一股庄稼汉式的谨慎和机敏。这两人，是沈家几代经营下，在关城内外和附近乡里最有威望的乡勇头领，也是当年跟着沈砚之父亲沈兆麟办团练、打过洋毛子（指八国联军）的老兄弟。
“都到齐了。”沈砚之的目光缓缓扫过三人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，“风声越来越紧，留给我们按部就班准备的时间，恐怕不多了。”
赵铁头立刻接口，声音压得再低，也掩不住那股子急火火的劲儿：“大侄子，你就直说吧！武昌那边都动了手，南边好几个省都跟着反了，咱这‘天下第一关’，难道还要继续给那鞑子皇帝看大门？老爷子的在天之灵看着呢！咱们这些老兄弟的刀，可都十年没见血了，早就痒痒得不行！”
王老栓咳嗽一声，扯了扯赵铁头的袖子，示意他稍安勿躁，然后看向沈砚之，慢条斯理地问：“砚之，你心里有章程了？咱们这些人，加上能拉起来的乡勇青壮，拢共也就三千挂零，还分散在各乡各堡。守关的旗营绿营，还有那新调来的巡防营，加起来得有四五千，枪炮也比咱们强。硬碰硬，难。”
沈砚之点了点头，王老栓说的是实情。山海关作为京畿锁钥，驻军向来不少。虽然武昌起义后，人心惶惶，驻军的战斗意志和忠诚度都成问题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真要正面对抗，胜算渺茫。
“所以，不能硬碰硬。”沈砚之的手指在桌上摊开的一张简陋的关城布防草图上游走，“我们要的是‘夺关’，不是‘攻城’。山海关城池坚固，强攻是下下策。我们要的，是出其不意，以快打慢，在朝廷和守军反应过来之前，一举控制关城要害。”
程振邦身子微微前倾，眼中闪着光：“砚之哥的意思是……内应？”
“不错。”沈砚之的手指停在了草图上几个关键位置——东门、西门、北门、以及城中心的鼓楼和军械库，“这些地方，必须第一时间控制。尤其是东门，‘天下第一关’的匾额挂在那里，拿下它，意义重大。”
他看向赵铁头和王老栓：“赵叔，你手下那些在码头、货栈、车马行干活的弟兄，还有王叔你联络的那些守城兵丁里有交情、或者家里日子过不下去愿意铤而走险的，就是我们的内应种子。不需要太多，每个关键位置，有那么三五个可靠、敢拼、熟悉情况的人，到时候趁乱打开城门，或者制造混乱，接应大队入城，就够了。”
赵铁头一拍大腿：“这个包在我身上！码头上扛大包的，车马行赶大车的，多是苦哈哈，早他妈受够了旗人老爷和狗官的气！只要给句准话，豁出命去干！”
王老栓沉吟道：“守城兵丁里，绿营和巡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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