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锁、误解与自我怀疑的时代，但我们从未停止记录。”
镜头微微晃动，他的目光似乎穿透屏幕，望向祖国的北方平原、西南群山、东海渔村与西北戈壁。
“有人说，中国的作家应该写英雄、写胜利、写宏大的叙事。但我始终相信，最动人的故事，往往藏在普通人的一声叹息里。我在万县教书时，见过一个老农蹲在田埂上抽旱烟，他说：‘日子苦啊，可还得活。’这句话成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题记。”
客厅里的张俪听到这里，眼泪再次涌出。她记得那本书出版时，余切寄给她一本签名本，扉页上写着：“致俪姐：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读者。”
电视中，余切继续说道：“文学不是权力的附庸，也不是市场的奴隶。它是灵魂的镜子，照见我们的怯懦、坚韧、欲望与救赎。当我写下那些人物的命运时，我其实是在问自己：如果是我，我会如何选择？”
陈小旭也在家里收看直播。她抱着刚学会叫“妈妈”的余厚启，一边擦泪一边笑。“他就这样，从来不说大话，可每句话都扎进人心里。”
直播结束后的二十四小时内，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刊发评论文章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称：“余切的获奖，标志着中华文化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突破。”《光明日报》则以《从边缘到中心：中国文学的百年跋涉》为题，系统梳理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发展脉络。
而在燕京大学校园内，一场名为“余切与中国叙事”的学术研讨会正在举行。原定容纳两百人的礼堂挤进了近四百人，连走廊和窗外都站满了学生。主持人是刚回国任教的祝雄泽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神情严肃。
“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一个奖项，”他说，“而是一种可能性??一个出身于内地小城、没有显赫背景、甚至一度被主流文坛排斥的作家，是如何用自己的笔，重构了世界的阅读地图。”
台下有人举手提问：“祝教授，您认为余切的成功是否具有可复制性？普通青年作家还能否走通这条路？”
祝雄泽沉吟片刻，答道：“余切的道路无法复制，正如鲁迅、沈从文、老舍的道路也无法复制。但他们的存在本身，就是一种激励。告诉后来者：只要你坚持真诚地写作，哪怕声音微弱，终有一天会被听见。”
与此同时，在上海一栋老旧的公寓楼里，宫雪正坐在窗边翻阅一本泛黄的手稿。那是余桦早年未发表的小说草稿，字迹潦草，纸张发脆。她轻轻抚摸着那些句子，仿佛能感受到作者当年的心跳。
“你说得对，”她自言自语，“文字才是最长情的陪伴。”
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她接起，听筒那头传来余桦低沉的声音：“看到了吗？他在电视上说话的样子，和小时候一模一样。”
“嗯。”宫雪眼眶湿润，“他还是那么克制，那么沉静。”
“我有时候想，要是当年我没离开万县，我们仨会不会一起走上这条路？”
宫雪没回答。她知道有些遗憾注定无法弥补，就像有些光芒，只有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才能显现。
而在地球另一端的东京，一场拍卖会正在进行。那幅余切的肖像画再度被抬上拍卖台，起拍价已定为两百万美元。现场座无虚席，买家来自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美国和法国。当竞价突破四百万时，全场鸦雀无声。
最终，一位戴着口罩的华人男子以五百二十万美元的价格拍下此画。事后媒体追问其身份，他只留下一句话：“这不是收藏，是朝圣。”
回到斯德哥尔摩，余切并未停留太久。七天后，他启程前往柏林，接受德国笔会颁发的“国际文学自由奖”。颁奖典礼设在一座二战时期的废弃剧院内，舞台由残破的梁柱支撑，灯光打在斑驳的墙壁上，映出岁月的裂痕。
致辞环节，余切站在麦克风前，环视台下数百张面孔。
“有人问我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为何能在西方主导的文学评价体系中脱颖而出？”他缓缓开口，“我想说的是，真正的文学从不分东西。当我们谈论卡夫卡时，不会说他是‘捷克的’；当我们阅读莎士比亚时，也不会强调他是‘英国的’。伟大的作品属于全人类，它们超越国籍、语言与意识形态。”
台下响起热烈掌声。
“但我也不否认，我的根在中国。我写长江边的小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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